——李敖
馮道是一個很特別的人，在中國正史上，他是一個不太出名而又不得不提的人物，而提到他的原因，卻多是介紹他的綽號”不倒翁”——他是一個身事十主、棄舊圖新的人臣。再者就是稱這個“不倒翁是老滑頭、大漢奸”。
一千多年來，幾乎所有的史書，大致都是這樣的評估。
余秋雨先生在《歷史的暗角》一文中，曾花了很大的筆墨剖析了在中國歷史的暗角裡的一個特殊群體——小人。余先生感情慷慨地稱“他們是一團驅之不散又不見痕跡的腐濁之氣”。其中，就有馮道。
余先生在介紹了馮道于五代亂世中、朝代更替時，棄舊主、迎新君、奴顏婢膝、賣主求榮的事例之后，這樣寫道“身處亂世、馮道竟先后為十個君主干事，他的本領遠不只是油滑而必須反復叛變——人行道德、信譽、承諾、盟誓，全被徹底丟棄了，朋友之誼、骨肉之情、羞恥之感、惻隱之心，都可以一一拋開”.
余先生稱馮道“這種官場小人在中國下層社會某些群落獲得了呼應。我不是指強盜，強盜固然邪惡，卻有自己的道義規范——我當然也不是指娼妓——在人生的絕大多數方面，她們都要比官場小人貞潔——與馮道、杜周、費無忌這些官場小人真正呼應的起來的，是社會下層的那樣一些低劣群落：惡奴、乞丐、流氓、文痞——”。
這樣辛辣的措辭，嚴整的筆鋒，在余先生筆下，著實不多，可見余先生對馮道這樣的“小人”，確是十分鄙夷的。然而，在李敖先生在其唯一一部歷史小說《北京法源寺》裡，借康有為和法源寺中佘法師的對話，通過康有為的嘴說出了自己對馮道的看法——“馮道在五代亂世裡，它不斤斤計較于狹義的忠奸觀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誰做皇帝，只要有利于百姓，他都打交道……”并且文中還有這樣一個例子：“契丹打進中國殺人屠城，無惡不作，中國的英雄豪杰，誰也保護不了老百姓，但是馮道卻用巧妙的言辭，大臣的雍容，說動了契丹皇帝，放中國人一馬……”。
這也許是當代的兩位大師級人物第一次在文章中對同一個歷史人物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評估罷。一千多年來，替馮道說話的有之，且不乏名流。
王安石替馮道說過話。有一次，唐質素問王安石，說馮道“為宰相，使天下以四性，身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王安石認為當然是純臣，是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尹為例，反駁說：“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古賢者伊尹在商湯、夏桀間游走，目的不在對誰忠，對誰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認為馮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如諸菩薩行。”簡直和佛、菩薩一樣偉大呢！
就連寫《新五代史》的歐陽修，雖然對馮道殊乏好評，但也不得不承認：“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
這兩個政界的老對頭，居然在這個問題上產生了共鳴，雖然一個是用嘴說了出來，一個是用筆工工整整地寫在了史書上。
然而，直到今天，這位亦正亦邪的長樂老仍然在“忠”、“奸”的問題上，被人抓住小辮，大做文章。難怪李敖先生在書中寫道：“逢到能夠以一言之善，從胡人手中，救活了千千萬萬中國百姓，這比別的救國者對老百姓是實惠多了。馮道這樣與胡人合作，罵他是漢奸，通么？公道么？
的確，我們且不說評定漢奸的標準（漢滿蒙等各族本是一家，同是中國人，并無所謂忠奸），就拿于老百姓的實惠而言，馮道的“變節”確實比救國者的負隅死守更能挽救老百姓悲苦的命運。當然，英雄之所以成為英雄，一定是具備了足于名垂史冊的閃光指出，我們沒必要吹毛求疵。那些賣主求榮，繼而加緊搜刮百姓者如張邦昌、秦檜之流，我們也沒必要為其翻案。而馮道卻不同。同樣是為民著想，即便馮道帶來的實惠多一點，也擋不住做一千多年漢奸的命運，而那些誓保河山的救國者，確是名垂青史的英雄。其評判的標準，便在于是否對前朝進了忠。
也許，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中間的問題，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簡單，那么黑白分明，并不像戲劇中的“紅臉”和“白臉”那么明顯。而最終看待一個人物，是以他在道義上的缺陷定性，還是以他為百姓帶來了多少實惠定型，則是問題的關鍵。面對著一邊作著任人唾棄的“小人”，一邊默默地考慮著照料百姓的老人，我們是該不屑于他的惺惺作態，還是該從心裡面對老人肅然起敬呢？起碼有一點是最重要的——千千萬萬的老百姓，從胡人手裡活了過來。
也許，怎樣看馮道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怎樣看一個人，以什么樣的標準，看待歷史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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