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與胡適后來多有交往，了解漸深，他在《文星》雜志發表了長文《播種者胡適》，對胡適的思想作了比較全面的清理，充分鐵定了胡適對國家、民族的貢獻。胡適讀了，覺得文章有些問題，特地給李敖寫了一封信。信中云：“李敖先生：我知道這一個月以來，有不少人稱贊你寫的《播種者胡適》那篇文字，所以我要寫這封信，給你澆幾滴冷水。我覺得那篇文字有不少的毛病，應該有人替你指點出來。很可能的，在臺灣就沒有人給你指點出來。所以我不能不自己擔任這種不受歡迎的工作了。第一，我要指出此文有不少不夠正確的事實。如說我在紐約"以望七之年，親自買菜做飯煮茶葉蛋吃"，其實我就不會"買菜做飯"。如說我"退回政府送的六萬美金宣傳費"，其實政府就從來沒有送我六萬美金宣傳費的事。又如說"他懷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監獄看他"，我曾幫過他的家用的小忙，但不曾到監獄去看過他。”
李敖的文章發表于1962年1月1日，胡適信中說“這一個月以來”，證明他的信是在2月份寫的，信中只談了第一個問題，剩下的問題尚未來得及談，胡適便于當月逝世了，李敖也是多年之后才從胡適一本藏書中看到此信殘稿，信中不難見出胡適的為人。
胡適敢說真話，不因為李敖是表揚自己而有所隱諱，他開篇就說李敖的《播種者胡適》有不少毛病，別人不會指出來，但自己愿意做這個“不受歡迎的工作”。胡適一生活得認真，不要說是對李敖這種小字輩，就是對位高權重的當政者，他也是有什么說什么，比如他在大陸時曾批評蔣介石將經濟弄得一塌糊涂，指揮的軍隊軍紀敗壞；到了臺灣，他批評老蔣頻頻干預司法，使臺灣沒有言論自由，“一切盡在不言中”。這種真性情是人情等級文化下的許多學人不具備的。
胡適對虛名不屑一顧，有時甚至到了“虛名向左我向右”的程度。胡適不是一個不在乎名譽的人，相反，他一生好名，特別愛面子，他給別人寫的信都要謄抄一份留下來；其日記也明顯可以看出是為了日后發表，故意略去男歡女愛的內容；對名譽博士來者不拒，一共得過三十幾個。但公道地說，胡適所好之名都是來路正當、不會受到非議的，對于那些來歷不明、言過其實的虛名，他一直非常拒斥。就拿上文提到的胡適更正李敖文章的錯誤說事吧，這些錯誤事實其實無一不是給胡適貼金的，無非是說明這個人廉潔、儉樸、關心別人。如果說，“退回政府六萬美金宣傳費”這種事在臺灣尚有知情人，那么，在紐約“買菜做飯煮茶葉蛋吃”、不止一次去探監等事知之者甚少，完全可以蒙混過關。然而，胡適毫不含糊，見假必糾，見虛名必擲。
“君子好名，取之有道”，這是胡適先生對待名譽的態度，也應該成為今天熙熙于名攘攘于利者的人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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