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理論問題。李敖認為兩黨制不一定是真民主，一黨制也未必不好。前者的例子是美國國會兩黨都一致通過決議攻打伊拉克，而這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后者的例子是新加坡沒A錢。
李大師討論問題的方式令人不敢茍同。兩黨制與一黨制是否民主，或者哪種制度更制造A錢，是一個可嚴肅爭辯的問題，但應該是建立在嚴格的論證邏輯或者更多經驗資料，而不是隨便舉兩個例子來反駁。民主當然不等於兩黨制，但真實的兩黨制起碼有權力制衡與監督，不會讓掌有政治權力者獨大。尤其在腐敗問題上，這種制衡有利於抑制A錢；起碼在政治競爭的過程中，政客們會彼此揭瘡疤。新加坡的良治當然是一個重要例外，但這有賴其他歷史和制度性原因，不能用來否定專制與A錢之關連的一般性論證。
在一黨制不會更容易產生貪腐的說法中，李大師更以中國為例，「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A錢現象，你們覺得憂心嗎？我一點都不憂心。為什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每年的財產是兩千兆，A錢是五千萬。整個比起來，是千分之三。千分之三算不了什么。」五千萬這個數位可能連中南海都會不好意思。
關於香港，李敖說他原本希望香港在九七后會留下一個英國式民主，但現在香港政治開始亂了，他認為他們不應該去爭民主，尤其是臺灣式的民主，而應該先把經濟搞起來。
這話乍聽起來也許不少人會同意。然而，現在香港的民主運動很大一部份就是過去一昧追求經濟發展的惡果。香港現在是先進經濟體制中貧富不均最嚴重的地方，嚴重的地產霸權也讓市民深為不滿，而政治體制內的功能組別又在制度上確保了這個不公平的社會經濟政策。所以這幾年香港人追求民主、呼吁廢除功能組別，就是為了矯正過去經濟發展主義的偏差，希望建立一個比較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最具體的例子就是八零后青年們的反高鐵、保衛菜園村運動。更不要說，民主和自我治理本身也是重要價值。所以，不是香港人不想搞經濟，而是認識到經濟發展外，還有許多重要的基本價值。
李敖又說香港民主發展的問題是離臺北越來越近，而離倫敦越來越遠。問題是，這兩者除了其所說的臺灣立委比較不文明外，到底有什么重大差別？臺灣政客的貭素不佳當然是民主的一個瑕疵，但可能是臺灣民主實踐諸多問題中比較次要的問題，其他如金權政治嚴重，公民參與不足等等。如果只是看到香港議會開始有一些脫序行為，就說這是臺式民主，這實在是膚淺的評論。而且，不論臺灣民主和英國有什么制度上的差異（如憲政體制），起碼他們有民主的基本要素：有基本的公民權，有各種渠道表達政治意見，并且可以決定政治領袖。而這正是許多香港和大陸人追求的目標。
李大師可能要想的再稍微深一點，香港在回歸后沒有走向英國式民主，到底是因為什么？是誰不讓他們發展民主？為什么民主派議員要在議會中丟東西？為什么年輕人要上街包圍立法會？問題當然在於香港政府背后更高的權力。尤其當香港特首是對北京負責，而不是對香港民意負責時，他們自然會有權力的傲慢，於是會讓議員與民眾不滿。但這恐怕是李大師不愿觸碰的關鍵問題。
李大師的演講最后，其實已經把他的底線說出來了。他建議大家不要做屈原、不要作殷海光、不要與北京作對，而是要擁抱共產黨，要與他和好，勸他改善。我們尊重大師的選擇，也尊重各種體制內外改革者的努力。然而，這可能不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唯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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