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輝看李敖形成狂傲性格 稱內地60后崇尚虛無

對話香港才子馬家輝

  1963年生的文化中年

  有江湖味有書生氣

  本報記者 屠晨昕

  馬家輝是那種你第一眼看過去,就能準確地給他貼上“香港人”標簽的有文化的老帥哥。這位國語說得很溜的“賤嘴馬”,身上既有江湖味,又有書生氣。

  梁文道在內地大名鼎鼎,事實上在香港這塊地頭上,馬家輝和梁文道的人氣有一拼。剛讀大學不久,他就以一本《消滅李敖,還是被李敖消滅》,令李敖刮目相待,將這位后生視為摯友。

  如今,“小馬哥”躋身集傳媒人、專欄作家、文化評論學者于一身,無論嚴肅或娛樂,兩道通吃。他時常在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露臉,去年還主持脫口秀《香港e道》。2010年,他更是被評上“年度深圳香港意見領袖”,

  在眾多的身份頭銜中,馬家輝自己最看重的是“作家”。他成為了最近市面上一本讓人眼前一亮的新書《對照記@1963》的始作俑者。

  書中,出生于1963的馬家輝與臺北作家楊照、深圳資深媒體人胡洪俠,以50年來最常用的30個日常辭彙,共同書寫“公共話題中的私人記憶”,從初戀、青春欲望到成長記事,從孔子、耶穌、三毛到女教師、女同學,再到火車、電車、求職、天安門……在互相對照中折射出滄桑變化。

  近期,《對照記@1963》的三個版本分別于大陸、香港和臺灣地區齊頭亮相。2月12日,三聯書店還為此書辦了場“新書劇場秀”,三人走上舞臺,親身演繹書中橋段。

  成書之后接受記者專訪,見多識廣的“小馬哥”向記者透露了他對內地60后文化中年的印象許多人崇尚虛無,然而心中依然有憤怒,嘴上依然有理想。

  談新書:有些差異大得難以付諸文字

  記:聽說“對照記”的點子,是在一次閑聊中由你提出來的,能否透露一下當時的詳細狀況?對你的提議,大家是一拍即合,還是有個說服的過程?

  馬:大概在六七年前,那是一回座談活動后的煙酒場合,我知道胡洪俠很愛玩,所以認真地對他說:我們三個都是1963年出生,不如我們合作寫點文字,分別從兩岸三地審視自己生命所經歷過的種種喜悅或不堪,那既是個人回憶,也是集體歷史,寫起來和讀起來,皆具趣味。胡洪俠一聽,立即猛拍自己的大腿道:“同意,就這麼干!”

  后來,每次見面我們都要溫習一次,互相埋怨一頓,然后再次想象一番。可結局呢,往往又是說說而已。

  2009年香港書展,我們兩個總算遇到了楊照,三人于海邊一酒吧小聚,舊事重提,都覺得如果再光說不練,那就太不夠意思了。一直到前年2月,總算在深圳《晶報》以專欄的形式落實。

  記:在三個人同題寫作的過程中,曾經遇到過哪些難題?

  馬:《對照記@1963》自然是一個有趣味的創意,可是真的要寫起來,其實并不容易,起碼對我本人是這樣。

  其一,怎麼寫?我們要寫的是“公共話題中的私人記憶”,需要啟動自己的青少年記憶,說一些之前從未披露過的自己的事。“投槍”投向別人總是容易,投向自己時又該如何自處?我們需要多少勇氣才能直面往往不堪回首的過去?回避什麼,隱瞞什麼,當然是作者的權利,但這一權利要如何在“據實直書”的前提下得以維護,以求適度、適當?

  其二,寫什麼?既然是對照,那就要寫出差異。我們所處的三個華人社會,其政治經濟體制、社會狀況、文化面貌,差異不可謂不大。但是,選擇什麼樣的主題詞才足以呈現這種種差異?更麻煩的通常不是如何寫出差異,而是差異大得簡直無法下筆。

  記:剛才,你說到了主題詞的選擇,那麼有沒有在確定主題詞時,三個人無法統一意見的情況?

  馬:有啊,比方說我曾提出寫一期“英國女王”,他們倆一聽都馬上反對,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根本無從寫起。

  記:在一本書中全面展現香港、深圳、臺北三地的歷史生活細節,非常罕見。你們三位的文章風格迥異,能否談談這種風格的具體差別?

  馬:我可以舉出幾個例子因為讀文科,楊照的母親曾經不敢告訴別人兒子的選擇;因為畢業分配的關系,胡洪俠不可能隨便談論初戀,而其人生轉捩點卻是一次無關緊要的發生在男洗手間裏的談話……

  胡洪俠14歲時才第一次照相、20多歲第一次坐火車、30歲第一次吃麥當勞;而楊照自己家裏就有照相機,可以拿著照相機去拍攝別人。我甚至相信,有些差異大得難以付諸文字。

  記:胡洪俠對這件事還有些意猶未盡,他說“我們應該等待一個更合適的時間,我們也應該有足夠的時間討論每期的主題詞”,而且計畫寫三本,第一本暴露出的缺陷還可以由第二本、第三本彌補。請問第二、第三本準備何時出?到時候會有些有意思的新話題?

  馬:第二集目前預計今年9月出,至于第三本嘛,必須有足夠多的人來買書,書商才肯出吧?題目現在還在商量,等全部定了再透露給大家吧!

  談同齡人:內地60后文化中年依然有棱角

  記:在你的人生閱讀體驗中,哪幾位作家對你的影響最大?

  馬:這個問題,我有個固定答案李敖。看他的書,第一是形成我的性格,比較狂傲,可是李敖有狂傲的本錢,我不一定有。另外是啟蒙,當一個年輕人要有什麼樣的理想,從李敖方面慢慢追讀其他的作品,所以李敖的確是開啟我的眼睛,到目前為止還是經常令我們拍案驚奇的一個作家。

  還有一位,跟很多文藝青年一樣,是張愛玲。她看世界,看得很細微,有時又蠻陰暗的。她運用文字的手段,也令我折服。我不斷重復看她的作品,到今天還是一樣。

  記:你們三位,這次在48歲時就寫了回憶錄,似乎比一般的作家都要早得多……

  馬:是的,作家通常到了七老八十才寫回憶錄,除非像民國的某些文人,如胡適,會突然寫一本《四十自述》。我們在48歲時寫回憶錄,其實很好,因為太年輕時寫,沒有經驗,沒有故事,寫出來不夠味道;七老八十才寫,年代久遠,記憶模糊,寫來不夠確切。

  更重要的是,一旦老去,在整理出某些生命經驗和領悟后,就沒機會修正和補償,遺憾就永遠是遺憾,很慘。

  我們可不一樣。我們才到中年,一來,對于往事記憶猶新;二來,筆頭仍健,寫出來的文章強弱適中;三來,如果領悟了某些生命遺憾,例如對不起妻子或父母或朋友,他們都仍在嘛,便有機會彌補。再舉個例子,如果你回頭發現自己曾說謊欺騙妻子又不幸被她識破,那麼往后,你可以改善說謊的藝術,把她騙得好一些,呵呵。

  記:你是怎麼看內地這一代與你同齡的60后文化中年的?在你眼中,兩者在文化環境上、思維模式和人生態度上有什麼差異?

  馬:經歷了許多許多,內地的許多人變得虛無了,但也有許多人的心中仍然有棱角,坐下來,仍會講政治和理想,也愛罵人,也愛男女情事。香港和臺灣的同齡人,或許早年的壓抑沒有這麼大,即使有,也已經打拼過了,所以他們比較關注現實,許多人去學佛或搞環保了,還有不少喜歡追溯父親那代的事情,喜歡談論子女問題。

  記:我們知道,你與內地文化界接觸很多,了解也很深,有什麼內地的文化現象是您比較關注的?對于最近的韓寒和方舟子的掐架,你怎麼看?

  馬:對內地文化界,一般我比較關注大學教育和學術研究方面的爭議,因為那些關乎我自己的工作。對于韓寒和方舟子之爭,我沒有太去關注。不過,對于這樣的事件,我贊同用法律來處理,因為那畢竟關乎個人名譽,希望法律能做個公正的評判。

  本報記者 屠晨昕

  作者:屠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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