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生的文化中年
有江湖味有書生氣
本報記者 屠晨昕
馬家輝是那種你第一眼看過去，就能準確地給他貼上“香港人”標簽的有文化的老帥哥。這位國語說得很溜的“賤嘴馬”，身上既有江湖味，又有書生氣。
梁文道在內地大名鼎鼎，事實上在香港這塊地頭上，馬家輝和梁文道的人氣有一拼。剛讀大學不久，他就以一本《消滅李敖，還是被李敖消滅》，令李敖刮目相待，將這位后生視為摯友。
如今，“小馬哥”躋身集傳媒人、專欄作家、文化評論學者于一身，無論嚴肅或娛樂，兩道通吃。他時常在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露臉，去年還主持脫口秀《香港e道》。2010年，他更是被評上“年度深圳香港意見領袖”，
在眾多的身份頭銜中，馬家輝自己最看重的是“作家”。他成為了最近市面上一本讓人眼前一亮的新書《對照記@1963》的始作俑者。
書中，出生于1963的馬家輝與臺北作家楊照、深圳資深媒體人胡洪俠，以50年來最常用的30個日常辭彙，共同書寫“公共話題中的私人記憶”，從初戀、青春欲望到成長記事，從孔子、耶穌、三毛到女教師、女同學，再到火車、電車、求職、天安門……在互相對照中折射出滄桑變化。
近期，《對照記@1963》的三個版本分別于大陸、香港和臺灣地區齊頭亮相。2月12日，三聯書店還為此書辦了場“新書劇場秀”，三人走上舞臺，親身演繹書中橋段。
成書之后接受記者專訪，見多識廣的“小馬哥”向記者透露了他對內地60后文化中年的印象許多人崇尚虛無，然而心中依然有憤怒，嘴上依然有理想。
談新書：有些差異大得難以付諸文字
記：聽說“對照記”的點子，是在一次閑聊中由你提出來的，能否透露一下當時的詳細狀況？對你的提議，大家是一拍即合，還是有個說服的過程？
馬：大概在六七年前，那是一回座談活動后的煙酒場合，我知道胡洪俠很愛玩，所以認真地對他說：我們三個都是1963年出生，不如我們合作寫點文字，分別從兩岸三地審視自己生命所經歷過的種種喜悅或不堪，那既是個人回憶，也是集體歷史，寫起來和讀起來，皆具趣味。胡洪俠一聽，立即猛拍自己的大腿道：“同意，就這麼干！”
后來，每次見面我們都要溫習一次，互相埋怨一頓，然后再次想象一番。可結局呢，往往又是說說而已。
2009年香港書展，我們兩個總算遇到了楊照，三人于海邊一酒吧小聚，舊事重提，都覺得如果再光說不練，那就太不夠意思了。一直到前年2月，總算在深圳《晶報》以專欄的形式落實。
記：在三個人同題寫作的過程中，曾經遇到過哪些難題？
馬：《對照記@1963》自然是一個有趣味的創意，可是真的要寫起來，其實并不容易，起碼對我本人是這樣。
其一，怎麼寫？我們要寫的是“公共話題中的私人記憶”，需要啟動自己的青少年記憶，說一些之前從未披露過的自己的事。“投槍”投向別人總是容易，投向自己時又該如何自處？我們需要多少勇氣才能直面往往不堪回首的過去？回避什麼，隱瞞什麼，當然是作者的權利，但這一權利要如何在“據實直書”的前提下得以維護，以求適度、適當？
其二，寫什麼？既然是對照，那就要寫出差異。我們所處的三個華人社會，其政治經濟體制、社會狀況、文化面貌，差異不可謂不大。但是，選擇什麼樣的主題詞才足以呈現這種種差異？更麻煩的通常不是如何寫出差異，而是差異大得簡直無法下筆。
記：剛才，你說到了主題詞的選擇，那麼有沒有在確定主題詞時，三個人無法統一意見的情況？
馬：有啊，比方說我曾提出寫一期“英國女王”，他們倆一聽都馬上反對，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根本無從寫起。
記：在一本書中全面展現香港、深圳、臺北三地的歷史生活細節，非常罕見。你們三位的文章風格迥異，能否談談這種風格的具體差別？
馬：我可以舉出幾個例子因為讀文科，楊照的母親曾經不敢告訴別人兒子的選擇；因為畢業分配的關系，胡洪俠不可能隨便談論初戀，而其人生轉捩點卻是一次無關緊要的發生在男洗手間裏的談話……
胡洪俠14歲時才第一次照相、20多歲第一次坐火車、30歲第一次吃麥當勞；而楊照自己家裏就有照相機，可以拿著照相機去拍攝別人。我甚至相信，有些差異大得難以付諸文字。
記：胡洪俠對這件事還有些意猶未盡，他說“我們應該等待一個更合適的時間，我們也應該有足夠的時間討論每期的主題詞”，而且計畫寫三本，第一本暴露出的缺陷還可以由第二本、第三本彌補。請問第二、第三本準備何時出？到時候會有些有意思的新話題？
馬：第二集目前預計今年9月出，至于第三本嘛，必須有足夠多的人來買書，書商才肯出吧？題目現在還在商量，等全部定了再透露給大家吧！
談同齡人：內地60后文化中年依然有棱角
記：在你的人生閱讀體驗中，哪幾位作家對你的影響最大？
馬：這個問題，我有個固定答案李敖。看他的書，第一是形成我的性格，比較狂傲，可是李敖有狂傲的本錢，我不一定有。另外是啟蒙，當一個年輕人要有什麼樣的理想，從李敖方面慢慢追讀其他的作品，所以李敖的確是開啟我的眼睛，到目前為止還是經常令我們拍案驚奇的一個作家。
還有一位，跟很多文藝青年一樣，是張愛玲。她看世界，看得很細微，有時又蠻陰暗的。她運用文字的手段，也令我折服。我不斷重復看她的作品，到今天還是一樣。
記：你們三位，這次在48歲時就寫了回憶錄，似乎比一般的作家都要早得多……
馬：是的，作家通常到了七老八十才寫回憶錄，除非像民國的某些文人，如胡適，會突然寫一本《四十自述》。我們在48歲時寫回憶錄，其實很好，因為太年輕時寫，沒有經驗，沒有故事，寫出來不夠味道；七老八十才寫，年代久遠，記憶模糊，寫來不夠確切。
更重要的是，一旦老去，在整理出某些生命經驗和領悟后，就沒機會修正和補償，遺憾就永遠是遺憾，很慘。
我們可不一樣。我們才到中年，一來，對于往事記憶猶新；二來，筆頭仍健，寫出來的文章強弱適中；三來，如果領悟了某些生命遺憾，例如對不起妻子或父母或朋友，他們都仍在嘛，便有機會彌補。再舉個例子，如果你回頭發現自己曾說謊欺騙妻子又不幸被她識破，那麼往后，你可以改善說謊的藝術，把她騙得好一些，呵呵。
記：你是怎麼看內地這一代與你同齡的60后文化中年的？在你眼中，兩者在文化環境上、思維模式和人生態度上有什麼差異？
馬：經歷了許多許多，內地的許多人變得虛無了，但也有許多人的心中仍然有棱角，坐下來，仍會講政治和理想，也愛罵人，也愛男女情事。香港和臺灣的同齡人，或許早年的壓抑沒有這麼大，即使有，也已經打拼過了，所以他們比較關注現實，許多人去學佛或搞環保了，還有不少喜歡追溯父親那代的事情，喜歡談論子女問題。
記：我們知道，你與內地文化界接觸很多，了解也很深，有什麼內地的文化現象是您比較關注的？對于最近的韓寒和方舟子的掐架，你怎麼看？
馬：對內地文化界，一般我比較關注大學教育和學術研究方面的爭議，因為那些關乎我自己的工作。對于韓寒和方舟子之爭，我沒有太去關注。不過，對于這樣的事件，我贊同用法律來處理，因為那畢竟關乎個人名譽，希望法律能做個公正的評判。
本報記者 屠晨昕
作者：屠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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